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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自由与包容-西南联大人和...
- 是否是套装:否
- 书名:自由与包容-西南联大人和事
- 定价:36.00元
- 出版社名称:江西教育出版社
- 作者:任继愈
- 书名:自由与包容-西南联大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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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不仅是中国教育的奇迹,也是世界教育的奇迹。”
(咨询特价)年抗战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南迁,组建为“长沙临时大学”。后内迁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只存在8年,堪称“Z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的珠穆朗玛峰”。
短短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非常优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西南联大的自由与独立的精神光辉耀眼,虽如昙花一现,却值得后人铭记与传承。
基本信息
出版社: 江西教育; 第1版 (2017年5月1日)
平装: 256页
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32
ISBN: 9787539295923, (咨询特价)
条形码: (咨询特价)
商品尺寸: 20.8 x 14.6 x 1.8 cm
商品重量: 381 g
品牌: 北京博采雅集
作者简介
任继愈(1916—2009)
*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曾长期担任非常优秀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隋唐佛教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1964年,负责筹建我国第*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著有《中国哲学史论》《老子全译》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的编辑出版工作。
目录
序一 西南联大与“五四”传统 1
序二 关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9
辑1
联大永存
抗日战争时期的北京大学 21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 44
我心中的西南联大 57
回忆西南联大 65
《西南联大启示录》观后感 116
“小长征”决定哲学救国 123
西南联大人和事 131
辑2
桃李芬芳
吴宓先生 149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贡献 157
刘文典先生 171
我钦敬的陈岱孙先生 176
钱穆先生 182
一代大师,因小见大 187
郑昕先生 197
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 201
回忆郑毅生先生几件事 206
闻一多、顾随先生 212
才性超逸,校雠大家 216
金岳霖先生 223
忆金岳霖先生的一堂教学和两则逸事 228
附录 233
序言
西南联大与“五四”传统
“西南联合大学”是一所特殊的大学,既前无古例,亦后无来者。
说其特殊,首先是寿命之短。1937年,北京沦陷,平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半年之后又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直至1946年迁回京津,恢复原三所大学建制,前后不过八年。
说其特殊,更在于它所取得的成就。短短八年,又是在抗日战争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一大批非常好的人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数学家陈省身、华罗庚,物理学家周培源、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杨石先;人文社会科学亦无不例外,任继愈、瑶、阴法鲁、冯契、杨志玖、逯钦立,皆卓然成家。
“西南联合大学”创造了办大学的奇迹,成为中国教育极为独特的教育现象。
任继愈先生既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后又担任西南联大的教师。北京大学南迁长沙时,任继愈先生是哲学系三年级学生,他从山东千里迢迢赶赴长沙报到。1938年,临时大学迁校云南,闻一多率领240名学生从长沙徒步昆明,历时两个月,行程三千里,可称抗战时期大学的“万里长征”,任先生是其中的一员壮士。1939年,任先生考取了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大任教。
如任先生所说,西南联大这一段经历,在他人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直接影响到他选取中国哲学史作为他一生的研究方向。“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有机会看到农村败落和农民贫困景象。靠了他们承载着这个又穷又大的非常优秀。人生的归宿,非常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败落的农村发生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无法解决。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自传》)对于西南联大的老师、同学和那一段学习经历,他老人家怀有特殊的感情,生前写有多篇文章,与我聊天时也常常讲到,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现在重读任先生的文章,我领会到,任先生怀念、总结西南联大的历史,不完全,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怀旧情,实有对中国教育的理性反思,寓意甚深。
十余篇文章,有谈人,有忆事,用一句话概括其要义,就是西南联大靠“五四”精神创造了奇迹。“如问西南联大何以能创造奇迹,可以明确回答,这奇迹来自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西南联大关心天下大事(外抗日寇,内争民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主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联大师生手中传承下来。”(《我心中的西南联大》)
论起教育,所谓“大学乃有大师之谓也,非有大楼之谓也”,都被大家讲滥了。然此话喻之西南联大,才非常为切当。任先生回忆,西南联大的校舍极度简陋。1938年刚到昆明,理、工两院暂借校舍,文法学院则在云南南部的蒙自设立分校。1939年始建成新校舍,一百余间平房,土墙泥地茅顶,教室、实验室和学生宿舍就挤在这低矮、简陋的房内,图书和仪器设备,也只能勉强应付教学的非常低需要。因为用房紧张,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和导师同住在一个宿舍,同吃在一个饭厅。而当时师生的生活,多在半饥半饱的状态,生活极为困苦。闻一多先生一家,每天只能喝两顿稀饭,靠治印补贴家用。一些教授只好到中学兼课维持生计,似刘文典那样为人撰写墓志赚些润笔,已是相当不错的了。与今之大学高楼广厦的富丽堂皇、教授的衣食无忧,几乎是天上人间,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由于三校合为一校,西南联大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看看阵容:一年级语文老师余冠英、李广田、沈从文;英语老师佐良、李赋宁、查良铮;文科研究所导师陈寅恪、傅斯年、向达、姚从吾、郑天挺、罗常培、罗膺、杨振声、汤用彤、贺麟,可谓一时之盛。所谓大师者,此之谓也。对于这些老师,任先生都怀有深深的敬意,写了《贺麟先生》《回忆金岳霖先生》《刘文典先生》《钱穆先生》《闻一多先生》《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等多篇回忆文章。
不过大师云集,实乃机缘凑合。但如何保护好学者研究与教学的权利,活跃学术风气,激发学术的创造力,才是大学办学的关键。在任先生心中,“北大之‘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之大”,“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北大的‘老’与‘大’》);“西南联大值得怀念的是它的自由宽容、博大深宏的学风”(《我心中的西南联大》)。据不完全统计,联大八年所开的课程,竟然达1600门以上。同一个课程,闻一多和罗庸都讲唐诗,观点却不相同;罗庸讲楚辞,闻一多也讲楚辞;一样的古文字学,唐兰和陈梦家不同。沈有鼎为哲学系开《周易》课,闻一多来听;数学系教授程毓听郑听的“康德哲学”课,至于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听者多为中文、历史、哲学的老师,陈寅恪遂有“教授的教授”之称。联大的课外学术活动丰富多彩,学术演讲几乎每天都有,学术社团经常组织各种学术活动,文科研究所罗常培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报告会,任先生听过的就有汤用彤的《言意之辩》、向达《唐代俗讲考》、冯友兰《禅宗思想方法》、贺麟《知行合一新论》、陈国符《道藏源流考》。活跃的学术风气,非常终获益的还是学生。
“百家争鸣,学术民主,不但在同辈中盛行,师生之间也不乏这种宽容求是的事例。”(《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任先生的文章,生动地叙述了联大师生学术平等的故事。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自然是得天独厚,在研究所的小天地里与导师吃住在一起,朝夕相处,如古代的书院,既可四时请安,又可随时间道。一般的大学生虽不似研究生,与老师如此亲密,但与老师亦有经常的交流,而且撰写论文,可以与导师的意见相左,只要持之有故,论文就可以通过。历史系二年级学生玉哲不同意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关于《齐物论》作者的意见,发表文章提出商榷,考研究生时,壮胆报考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而被录取,并未因学术观点不同受影响。杨振声指导本科四年级学生写论曹禺的论文,学生迟迟不能交论文。杨振声约学生谈话,原来学生不交论文,是因为学术观点与杨先生不同,怕在杨先生那里通不过。杨振声告诉学生,只要掌握原始材料,认真研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必和老师的观点一致。“学术面前,只重证据,不论资格”。从学术的本性上,给予学生以创新的胆气。
宽容的学术环境,是学术研究的温床。虽偏居西南一隅,闻一多利用西南地区民族、民俗的活化石研究《诗经》《楚辞》和古代神话,开创了研究的新生面。罗常培亦利用西南民族的语言资源,开辟了少数民族语言学的新领域。贺麟创立了“西洋哲学编译会”,主持编译西方哲学。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他在联大的讲稿,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熊十力《新唯识论》、钱穆《国史大纲》也都完成于此一时期。所著多为传世经典,何止是成就斐然而己!
西南联大“五四”传统的另一体现是爱国和民主。任先生回忆联大生活,总结联大的办学精神,既讲学术自由,又讲爱国和民主。冯友兰先生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也说“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乃是西南联大精神。而这也正是“五四”的精神,西南联大继承了这一传统。
联大的师生虽然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或“左”或“右”,见解分歧,但是却都有共同的爱国信念,抗击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爱国成为西南联大师生的凝聚力,也成为学生克服困难、砥砺成才的动力。所以,虽然天天有日寇飞机轰炸,物价飞涨,师生食不果腹,联大却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非常好的人才。
争取民主也是西南联大精神所在,而这一精神亦来自“五四”传统。1944年,重庆政府把“青年节”的日期,由5月4日改为3月19日,以此防范学生的民主运动。联大学生鄙视、无视政府的通令,举办了一系列“五四”纪念活动;1945年,又举办了更盛大的“五四周”,联大学生精神由此而出现复兴。1945年,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联大学生开展了血与火的反内战学生运动,展现出他们不屈的壮志,教授闻一多的鲜血亦染红了西南联大这片土地。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证明西南联大的老师不是死读书的学者,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亦非读死书的学生,而是关心天下大事,关心非常优秀命运的志士,这也是西南联大不朽的遗产。
(咨询特价)年12月,林语堂从美国回国,到西南联大演讲,他用“不得了”感慨西南联大师生生活的艰苦,又用“了不得”赞誉联大取得的成绩。林语堂是文学家,搬弄文辞,是他的本事,也是他的常态,而此“不得了”和“了不得”,确实表达了人们对西南联大由衷的敬佩。
詹福瑞
(咨询特价)年4月
文摘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
日寇侵占华北,“七七”抗战开始。原在北平的北大、清华和天津的南开大学,奉命迁往湖南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临时大学在长沙驻有半年,又奉命迁往云南昆明。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直到1946年夏联大宣布结束,北方三所大学分别回到原来的校址办学,虽只有短短八九年的时间,它在中国教育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的一段历史。
西南联大与我国抗日战争相始终。这所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创建,在日寇飞机轰炸的间隙中上课,以极其简陋的仪器设备从事研究工作,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但办下来了,而且办得有声有色。这个大学在短短八九年中为中国革命锻炼了大批革命骨干,为新中国的建设造就了大量优秀人才。西南联大的成就,在国内外各学科前沿开拓了新领域,在国际上也处在世界前沿地位。联大师生们的成绩是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完成的。
很不错流的大学,教学与科研并重,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西南联大不仅做到了,而且这两方面都处于各个学术领域的前沿。当时选送出国的留学生,到了国外也是尖子,这说明西南联大早已与国外一流大学接轨。
(咨询特价)年12月,林语堂从美国回来应邀在西南联大讲演,题目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他对联大艰苦的师生生活为之感动,说“不得了”。同时对联大师生战胜困难取得的成绩连称“了不得”。
西南联大理工科的成就,早已引起广泛的注意,很多人耳熟能详。像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开发群体,联大人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当年青年数学明星陈省身、许宝騄、华罗庚,物理学领域的周培源、吴大猷、赵忠尧,化学领域的曾昭抡、杨石先,植物学领域的汤佩松、吴征镒、戴芳澜,农学领域的俞大绂、娄成后,等等,已为人所共知,不必一一举例。
这里只凭回忆,说说西南联大文科的一些片段往事。
人文胜况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西南联大教师们的成就当年在全国也是走在前沿的。这一点似乎人们注意得不多,现在补充说一说。比如闻一多研究《诗经》《楚辞》,文献考证功力深厚,他后来利用西南地区民族、民俗的活化石,为他的学术造诣开了新生面。
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利用西南地区的特殊条件(云南省就有22个少数民族)开辟了少数民族语言新领域,为我国培养了新一代的民族语言研究人才,如马学良、傅懋绩等人都成为国际知名的专家。新中国成立民族语言研究所,这些青年学者成为骨干,为少数民族创制新文字,这批专家成了主力军,我国少数民族学的基本队伍是在联大时期培养的。
“西洋哲学编译会”,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工作,造就了不少哲学翻译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洋哲学名著系列丛书,主要是西南联大时期的一批青年学者完成的。他还系统介绍了黑格尔哲学,新中国的黑格尔研究,贺麟有开山功劳。
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他在联大的讲稿,他的哲学著作《论道》是他跑警报时在山坡上构思完成的代表作。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还没有一部著作可以取代它的权威地位。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是这一时期完成的。洪谦是向国内学术界介绍维也纳学派的很不错人。
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这部中国通史成为各大学请选择的教材。历史系雷海宗讲授中国通史,他上课只带几支粉笔、不带讲义书本,能将历史事件、年代讲授得准确无误。结合他丰富的世界史知识,把中国古代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范围内来观察,使学生增加了知识、开拓了眼界。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选修课,上课时带了一包袱书,从不翻看,娓娓讲来,令听者忘倦。西南联大不采用当时教育部规定的作为全国通用的政治课《党义》教材,以《伦理学》取代国民党的“党义”课的大学,全国只有西南联大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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